听吴安泰说山西的中医先生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丧生了，他就想起在五七年的时候。

那年他陪父亲到西河沿去看堂叔。

堂叔住在西河沿靠华丰楼底，一条石桥由岸北通往南面住宅。好大的一个门庭，石拱门，进门，迎面一座两米多高砖切的屏墙，屏墙后面一个大天井，穿过天井又是一道石拱门，进门一块平地，正南一座三开间的房子，左右两排厢房，中间留着一块空地，种些花木。这大宅院估计是解放以前那个大商户人家的家宅。现在里面乱哄哄的，住满了人。堂叔住在最里面的一间稍大的房间里，家具陈设到是十分的齐全。

他扶着父亲，进了大门，绕过屏墙就看见了在里面空地趟椅上趟着的堂叔，一个快步上前热情地称呼：“三叔，我父亲来看您了！”

堂叔此时也看见了这父子俩，从坐椅上站了起来。“大哥，您今天有闲空出来了，精神可好。来，进来，到屋里坐。”堂叔招呼着，往里面屋子引路走去。

看这堂叔，面容清癯，银丝罩顶的一个瘦老头，好象经历过什么大事磨难似的，神情十分的凝重，看那背影和肩膀，显得比以前老了许多，精神虽好，却透着白底无光。

到了里间房子，堂叔切茶，让坐，招待，客套一番。他父亲见这位堂弟，好久不见，显得苍老了很多。就问到：“兄弟，看你神色不太好，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吗？”

堂叔模模闷闷的胸口，说道：“这次到了鬼门关，被拉了回来啦，老毛病又犯了，这次犯的不轻啊，差点就过不来了。”堂叔软弱说着。

正说着，堂叔的大儿子吴安泰回到了家里，看见堂伯和堂弟在家，就招呼起来“大伯，璞璞有好几个月没有过来走了，是不是近来很忙吧？”

吴安泰虽然难得回家，但这次在城里待的也有些时日了，却不见大伯的一家人到家里来过，就不由地问了起来。

他看见堂兄，站了起来，“安泰哥哥，你什么时候从bj回来的，我们都不知道，不然早来了。”

这几个月天气不好，除了上班，就在家陪父母，也很少陪父亲出门走走，潮湿的天气，潮湿的路，不好走。

吴安泰在bj的文化部门工作，担任领导，无论气质，还是言谈举止都有不凡的底蕴，在家族的同辈中很有人格魅力，同族中常引以为傲。他穿着一身中山装，老bj布鞋，身高一米七五，那时他还不到四十岁，头发已经稍微有点花白，带一副无框眼镜，更显得文人特有的一种清高，傲气。

吴安泰走到堂伯面前，给堂伯充了一下开水，随手拿了张小椅子坐在中间，说了起来“没有家里来的电报，我肯定是回不来的。bj现在很忙，都在开会，原则上规定是不允许离开单位的，家里来电：父病危，速回！收到电报，我找了部里领导，一位副部长亲自签字批准，我才请准假。尽管如此，我回来还是晚了，父亲的毛病如早几年治，肯定会好得彻底一些。”

吴安泰年青时就投身中国革命事业，在抗战时参加了八路军，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是年青的领导干部了。在一九四九年衢州解放的时候，随部队来到衢州，与父亲相聚后，也就是一天的时间，就随大军继续南下了。

在五十年代，他的父亲中风医治好了之后，到过化弄巷与他告别，之后就没有回过衢州了，虽然信件经常有来往。

吴安泰说起他父亲的毛病“父亲的支气管哮喘，是老毛病了，每年春秋换季的时候都会复发，平时也有些防备。这次的危急的是中风，血管栓塞，哮喘叠加在一起，病情十分的危险。我收到电报后，就往家里打了电话。邮电局的人找到了家里，幸好菊芳在家，就到了邮电局和我说了父亲的详细的病情。”

“我一边向上级请假，一边通过在山西的同志帮我找医生。这山西的医生说起来还有一些故事，那是我以前在山西打平型关战役的时候，认识的一位中医针灸大师。做医生也是一种高风险职业，“常在河边行，那有不湿鞋”，因出过一次意外，原本好好的一个人，让他给治没了，听他自己说确实是他的失误，也因为有了那次的失误，所以他一般不给人看病。因为他曾经几次救过我们革命同志的命，所以我对他的医德十分肯定，他有了一次失误，我本来想把他留给军队里当军医，却被他拒绝了。这次我原来想让山西的同志直接送到衢州来的，省点路上的行程时间，但山西的同志去请，请不动他，所以我在一个月前离开bj，就亲自去了山西。他看到我亲自去了，知道再也拒绝不了了，他就简单收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