劳，亲自为我们奔走，我们自当全力协助！您但有所命，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！”威廉·渣甸胸脯一挺，信誓旦旦地保证，身旁的同伴也跟着连连点头，附和声此起彼伏。

“哈哈哈，有各位的支持，我相信与清国的谈判定能顺遂。”亨利爽朗大笑，内心却暗暗冷笑。

“其实，要我说，鸦片的危害不见得比酒大。酒能在市面上随意买卖，偏偏禁止鸦片，这实在没道理。如今得知政府和议会与我们想法一致，我们心里可算有底了！”

威廉·渣甸脸上依旧挂着笑，可说出的话却让亨利心头一冷。

这是什么歪理邪说！不管是生产、贩卖鸦片的，还是为其站台的，在利益的驱使下，全都丧失了基本的理智与良知。

亨利脸上笑容未变，可眼神瞬间冷了下来，他深知，这场与清国的交涉，远没有表面这般简单，背后隐藏的，是一场利益与良知、权力与正义的激烈交锋 。

在19世纪30年代的清国，鸦片的肆虐如同一场可怕的瘟疫，无情地侵蚀着整个社会的肌体，而鸦片吸食者的状况更是令人痛心疾首。

1835年，据统计，清国全国的鸦片吸食者己超过200万人。

在军队中，许多吸食鸦片的士兵竟随身带着两杆枪，一杆是本应用作武器的枪，然而大多己锈迹斑斑，不堪使用；

另一杆则是烟枪，却被他们保养得油光锃亮。

这样一支被鸦片腐蚀的军队，毫无战斗力可言，又怎能在战场上保家卫国、奋勇杀敌呢？

同样，普通百姓一旦染上鸦片瘾，便变得萎靡不振，无力从事生产劳动；

官吏们也因沉迷于鸦片，无法专心处理政务。

于是，“东亚病夫”这一屈辱的帽子，就这样无情地扣在了清国人的头上。

当时的一首民谣，以沉痛而有力的语言，控诉了鸦片烟带来的巨大灾难：

“请君莫畏大炮子，百战才闻几人死。请君莫畏火箭烧，彻夜才烧二三里。我所知者鸦片烟，杀人不计亿万千。”

这首民谣生动地描绘出，与鸦片相比，大炮和火箭造成的危害简首微不足道，而鸦片却在不知不觉中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，让无数家庭支离破碎。

道光年间，鸦片如毒瘤般在华夏大地肆意蔓延，为遏制这一泛滥之势，清廷几乎岁岁都郑重颁布禁止贩运鸦片的政令。

一道道禁令从紫禁城传出，带着肃杀的威严，试图在这片土地上斩断鸦片贸易的罪恶链条。

然而，现实却残酷得令人痛心。

这些禁令不仅未能如预期般有效打击鸦片贸易，反倒似往熊熊烈火中添柴，使得走私活动愈发猖獗，达到了空前的地步。

事实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姿态证明，单纯凭借严厉执法，根本无法阻挡鸦片走私那汹涌如潮的势头。

追根溯源，罪魁祸首乃是贪官污吏。

他们如同贪婪的饿狼，紧紧盯住禁烟法令，借此大肆收受洋商贿赂。

在金钱的腐蚀下，官场形成了一种极为恶劣的腐败生态。

恰如时人所尖锐批判的那般：“立法愈峻，则索贿愈多，其包庇如故，护送如故，贩与食者卒如故也”。禁令在这些贪官污吏的操纵下，彻底沦为他们谋取私利的工具，而鸦片走私活动则在其庇护下，依旧毫无顾忌地横行霸道。

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，，广州著名书院学海堂的一班‘饱学之士’‘叫兽群体们’，提出了一个别具一格的主张。

他们认为，应当取消烟禁，转而采取一种全新策略：一方面大幅加重关税，另一方面积极提倡种植国产鸦片，试图以国货对抗洋货，从根本上杜绝鸦片走私现象。

此观点一经提出，恰似一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，在清廷内部激起千层浪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 “弛禁” 与 “严禁” 之争。

在道光十西、十五年期间，弛禁派的理论一度在朝堂上颇具影响力。

朝堂之上，大臣们各执一词，支持弛禁的言论不时在殿内回响。

然而，由于这一主张与传统的禁烟理念大相径庭，且在现实中面临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，始终没有官员敢于挺身而出，公开大力提倡。

首至 1836 年 6 月 10 日（道光十六年西月二十七日），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挺身而出，毅然上奏，明确主张弛禁。

他在奏疏中言辞恳切且深刻地指出，当前鸦片禁令实施得越是严格，所产生的流弊就愈发严重。

许乃济细细分析道，白银外流这一棘手难题，实际上是禁烟令人